出生于1962年的傅勝龍身上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他最崇拜的人是他的湖南老鄉——毛澤東，他曾手抄《毛澤東選集》；企業內部極其推崇“紅色文化”，連晚會也是紅色主題；他欣然地接受了外部送他的一個稱號：“紅色資本家”。最近傅勝龍在研究區塊鏈，他發現原來它還和生產隊、人民公社有相同之處。

采訪傅勝龍時，他笑著說：我是那種看上去很普通的人。可就是這樣一位普通人，1992年果斷地放棄鐵飯碗，選擇下海，從鋼材貿易到深扎縣城做開發，成立了極具男子漢氣概的“大漢集團”。他推動的“大漢模式”寫進了省規劃綱要，成為湖南省的名片；大漢集團成為中國城鎮建設的領跑者，進入中國企業500強。

不同于其他房地產企業，大漢賺錢很慢，常常要花費5年或者更久的時間才開始回收資金。到大漢參觀的人常常驚訝投資600億的金橋國際項目真是個大手筆，而背后是傅勝龍20余年的準備，凝聚著他26年與政府打交道的智慧。

“放棄是我最大的收獲“

我從小在農村長大。小學一年級的課文里提到：爸爸是工人、媽媽是農民、叔叔是解放軍。它就像是講我的家庭，現在我還很清晰的記得那個時候的感覺，既有光榮感，更多還有一種使命感——要對得起這個稱呼。我從小就不說臟話，不消極，非常上進。12歲的時候，我獲得了人民公社的“優秀社員”稱號，獎勵了一頂斗 笠。

上高中、大學后，我的表現和成績依然都是優秀的。20歲我就擔任了一個大型軍工企業的團委書記。有一次，我組織青年突擊隊去生產雷管，需要一人提起爆炸藥箱子，十分危險。我膽子大，接下這個崗位，完成了突擊隊任務。

一路走來，我做了很多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主要是他們認為不該放棄的事，而我選擇了放棄。

1989年以前我是大型軍工企業的團委書記，作為工廠的后備干部，因為婁底一中學生工作的需要，我放棄了仕途。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我深受震撼，放棄鐵飯碗，借了2萬塊下海。

1993年因為不愿傷害新華書店，我放棄了已做得紅火的書店業務，涉足鋼材行業。

1998年我拿出所有的利潤，給政府修路。當時年邁的母親擔心我冒險太大，曾多次打電話阻止我，引發了一場“家庭風暴”。但我堅持了下來，大漢也由此進入另外一個藍海——縣域經濟開發。

這么多年我有一個體會：放棄是我最大的動力，放棄是我最大的收獲。每一次放棄就是一次升華，每一次放棄就是巨大的收獲。我還感受到我這個姓“傅”字其實有四種寫法：一是付出的“付”，二是師傅的“傅”，三是財富的“富”，四是賦詩的“賦”。

其實，教師在我心中一直是一個很崇高的職業，我覺得自己這么多年并沒有離開這個崗位。在我看來，企業家的本質是化育人心。企業家才是真正的老師，他把企業做成了一個課堂，把一群人、一群家庭整合起來，花很大的精力讓員工形成一種共同的理念和企業文化認同，完成共同的企業目標，進而實現個人的價值、尊嚴和幸福。

我是“紅色資本家”

有人說我是“紅色資本家”，我是認同這一點的。

我現在的企業名稱叫“大漢集團”，“大漢”這兩個字來源于我父親。他18歲左右時，在縣里的林業局工作，20幾歲時回到了農村。在我的印象里面，他很有力氣，烈日炎炎、汗流浹背，在國道上拖著板車的父親讓我很震撼，大漢取的就是這個形象。

大漢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漢是繁榮富強的盛世中華，大漢是一群干大事、流大汗、成大業的炎黃子孫。

我20歲就入黨了，順風順水地走過來，我很感恩。感恩母親，母親在生我之前就是黨員，給了我良好的教育。我下海時還帶動了25名當地企業和政府的團委書記投身到共同的事業中，形成了大漢的 “團委書記現象”。

毛澤東是我最崇拜的人。我原來的語文并不怎么好，在軍工廠當團委書記時我抄寫《毛澤東選集》。在抄寫學習過程中，我對毛澤東的思想領悟到了一個相對比較高的境界，對自己價值觀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響。他最核心的觀點就是為人民服務，做生意必須為客戶服務，執政必須為百姓服務。我發自內心地認為人應該利他，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大漢很重視企業文化建設，提倡的是紅色文化。我經常說我們是坐著改革開放的電梯發展起來的，這有企業的努力，但更多應該是社會帶來的福澤。大漢樹立了“資本＝責任、業績＝財富”的核心價值觀。

 “資本=責任”說的是資本的增加就是責任的增加，不是個人的特權。有錢就有特權，這是我堅決反對的。不管在我自己家庭里，還是在企業，我無權鋪張浪費、行使特權。“業績=財富”是指要利用資本創造出社會業績，以此來衡量擁有的財富。經過這樣一個輪回，資本轉化為責任，責任轉化為業績，業績再轉化為個人的財富，這個輪回我認為是一個紅色的資本邏輯。

從資本的管理層面講，企業家確實也是資本家，是資本的運營家，但是這個資本家胸懷著社會大眾，胸懷國家利益，把自己的財富和社會完全融合。

我認為我這個價值觀非常符合黨的紅色文化、紅色理念，自己是個“紅色資本家”。

現在越來越多的民企在做黨建，把自己的思想裝在別人的腦子里要比把別人的財富裝到你的口袋里面難得多。大漢做了長期實踐，成立紅色組織、樹立員工典型、建立大漢“紅色文化”館、舉辦了十年的紅色春晚，每周還都會有紅色主題學習。

“造城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

我們是在1998年開始造城的。造城是什么？從基礎設施、土地整理、商業市場的營造和商品房的開發四大環節綜合性地開發。

很多人覺得大漢參與城鎮化建設，常常在一個完全荒蕪的地方重新造出一個個城市，干了很多政府應該干、想干，或者說政府還沒來得及干的事情。的確，大漢造城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

第一個難點是資金。1998年我們到湖南省雙峰縣，地方政府想修一條路，想了8年，最后還是沒錢修。大漢修這條路時，首先受到了資金的質疑：政府這么多年都沒修成，你怎么有這么多錢？

我們拿出多年來創業積累的經營資金，設計出一套市場滾動開發模式，把政府的政績和老百姓的財富結合起來，造出一個個城市。2000年6月，我參加了全國政協舉辦的21世紀經濟論壇，并發表了“請農民工進城與經濟全球化”演講，后來發表在《人民政協報》上。

第二個難點是理念。大漢每到一個地方，要打破原有的利益，往往會出現很大的反對力量。有一些人可能是基于一些利益關系或者是個人恩怨去告狀，認為這么多的領導沒有搞好，大漢過去就搞好了，那領導肯定與大漢有什么關聯。當地的縣委書記、縣長因此面臨巨大的考驗。

我提了一個觀點：縣委書記是一群最想干事，最有權利干事，但也是最沒有錢干事的人。大漢造城應該說是滿足了縣委書記干事的需求。

在與每個縣打交道的過程中，我們都牢牢守住底線，就是絕對不做任何利益的交易。大漢集團在開發過程中雖然調整了利益格局，但巨大的城市變化還是贏得了民心。我們在三十幾個城鎮一干就是十幾年，下了真功夫。

第三個難點是官員的變動。有些官員變動之后，談判的合同也會發生變化，很難兌現。這需要企業有一定的胸懷，根據形勢發展變化做調整，有時甚至是放棄自己的一部分利益。

如果把精力放在打官司上面，企業多半是失敗的，有些地方拖幾年，我們也會虧損上億；如果我們堅持一定要按原合同辦，那么可能雙方都做不了事。我們選擇盡量自己消化困難，用妥協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把利益放到長遠和寬廣上，就一定能找到聚焦點，這就是胸懷和格局。

最困難的是開發周期長。不同于其他房地產企業，大漢其實賺錢很慢。我們在一些縣里持續開發十幾、二十年，可能在第五年或者更長時間，才會有盈利。

應該說2014-2016年這三年是企業最困難的時期，遇到了前所未有之艱難，這是大漢事業上的“龍場”。當時有一個巨大的資金剪刀差，金融界對鋼鐵貿易行業實行了有史以來最嚴厲的資金打壓。從2012年開始，我們的銀行授信規模每月都在減少，到2016年共減少了50個億。而此時“大漢模式”全面擴張，2010年又開始做金橋國際新商業生態城，每月還要投進去1個億。大漢的投資周期長，資金調整不過來。我的資金空間被無限壓縮，每天就是不停地找錢、找錢。

身邊的很多人說：這么難，你是不是要留點后路？躲避一下？增加些保安？我就跟他們講，我們現在最怕的是信心的缺失，一定要在困難的時候堅定員工和客戶對我們的信任。

當時在辦公室門口，我不允許有保安，而且每天早上8點到晚上8點我都在辦公室。當大家看到我每天都這么忠誠于工作，他們也就放心了。

即便資金壓力比較大，但大漢絕不欠農民工的工資，不欠銀行的錢，不欠稅收，最終還是一步步走出了難關。

大漢集團可以說發現了一把解開經濟轉型、提升內需的金鑰匙，縣城就是發動內需的“引爆點”。2007年，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王東京帶著隊伍到湖南做調研，他們把我們做的“一路一城一園” （“修好一條發展路、建設一座致富城、營造一個溫馨園”）開發模式總結為“大漢模式”； 2012年“大漢模式”寫進了《湖南省推進新型城鎮化實施綱要（2012-2020）》，同年大漢進入中國企業500強。2018年大漢營收約400億。

與政府打交道的四點心得

我做縣域城市開發，與政府打交道26年，有一些心得。

第一，守住底線，企業和政府不能有利益的交易。這樣的話，企業就永遠不會倒。

第二，擁有胸懷。企業要有宏大的規劃，定位高，為老百姓服務，真真實實地讓他們感受到企業的價值。

第三，長期堅守。企業要堅持長期發展，不能割韭菜。很多企業往往提出3個月、6個月資金回籠，但做我們這個領域的，就要很持續地5年、6年、8年堅守下去。否則政府和百姓就認為你是來獵取利益的，就不會歡迎你。

第四，學會妥協。妥協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最好方法，政府以地方的利益為重。作為企業，雖然有合同有道理，但是獲得的利益讓別人心生嫉妒時，那其實就等于沒有道理了，妥協是一種放棄，妥協也是一種平衡，妥協又是一種轉型，妥協還是一種新的收獲。

2014年加入正和島，正是我最困難的時候。我在這里更多地結識了一些朋友，學習了致良知，有了堅定的信念。

2015年我接觸陽明心學，學習陽明心學一定要強調這三條：“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我認為王陽明很好地解決了世界觀、人生觀和方法論的問題。

首先解決了一個世界觀的問題：心即理。就是說，世界就在我心中，心外無物。這個“心”是世界發展的天理，它是我們每個人需要擁有的“太陽”，毛主席講的“為人民服務”，習主席現在講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實都是這個“心”。

第二講了人生觀。他認為所有的人都有良知，都在“致良知”，都會追求美好生活，我認為這個意義是建立自我信心和對他人信任的基礎。

第三是方法論的問題，也就是“知行合一”。知行一體，當知結合今日的行為時，“知”就變成了“智”，就有了智慧和方向，就能持續地循環發展。

我理解的王陽明鼓勵每一個人積極地面對社會。每個人不要總是妄想、憂愁、糾結，一定要敢于創新，敢于實踐。我們需要突破，從“知”變成“智”，重新發揮個人價值和企業價值。

陽明心學對我有一個很大的幫助是心的內在力量增長。我現在一天的工作、學習、鍛煉有16個小時。其實人的睡眠時間并不需要很長， 5—6小時就可以了，關鍵是我們每時每刻的狀態是否開心、有效。

提升心靈品質是人生的最大戰略。心靈品質是無我利他，更多地愛別人、愛社會。我要求自己做到“三保”，就是保安、保潔、保姆。保安能讓大家工作放心，保潔是給大家提供一個很好的工作環境，保姆則從人文、人本的角度出發，關心每個員工的衣食住行。我會經常走在園區里看看地上有沒有垃圾，這種行為也確確實實影響了員工，每周都有很多志愿者到外面撿垃圾。

曾有一些高管問我：你看看這個事能做嗎？能照顧一下嗎？我就會反問：這件事如果公布出來，能號召大家向你學習就可以做。凡是能號召別人向你學習的事情就是利他的，說明你的心靈品質很好。

說實話，資金最困難的時候我沒有崩潰，每天還都滿懷歡喜，這和性格有關系吧。我在任何時候即使外部有壓力，但是內心是很快樂、很幸福的、對自己是充滿信心的。當企業拼命干的時候，每個人都會支持你、同情你。

今天很多人看到金橋國際比較震撼，預計投資600億，面積有11000畝，打造成湖南首個“萬億級商貿產業新城”。其實我們已經準備了20年，有時間沉淀、資本沉淀、資源沉淀的厚積薄發。金橋國際是縣域大漢模式的升級，這樣的大手筆也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情。

 現在大漢正在做一些更深遠的思考，不太提倡再去造很多房子，而是希望構建一種美好生活  的方式。我們在做一個國際工匠學院，將用大漢集團20年所培育的品牌去鏈接我們縣城里的  職業高中，讓工匠精神可學而至，讓農民工的兒子不再成為農民工，而是成為新時代的工  匠。

（來源：正和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