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產品質量好，于當今世界有口皆碑。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日本產品質量也有過不光彩的歷史，也經過了一個狠抓產品質量的過程。戰后初期，日本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幾乎與“劣質品”是同一名詞。“Ｍａｄ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一一“日本制造”往往意味著“質量差的便宜物”，在國際市場上根本沒有什么競爭力。許多為中國產品質量頭痛的人可能并不知道日本產品的這段“走麥城”。最初令世人改變這個觀念的是日本的索尼公司。當年，兩位創辦人盛田昭夫和深井大，拿著錄音機、晶體管收音機到美國市場去銷售，面對美國人對日本貨的鄙夷，他們從第一筆推銷開始，誠心誠意地介紹自己產品的質量，千方百計地讓消費者通過索尼機建立起了對日本產品的信心，最終，索尼成功了。

      索尼成功的，不僅是銷售戰略，更是產品質量自身。他們提出，一個企業的產品優質率達到９９．９％確實令人欣慰，但那０．１％的非優良品到了用戶手中就是１００％的劣質品，對一個家庭造成的損失就是１００％。日本企業的產品質量意識就是從這里出發的。索尼的成功，將“日本制造”這個詞由鄙視變為尊崇，成了“物美價廉”的代名詞。它的秘訣就是在每一個技術環節上下功夫一一“明確大眾需求，而且讓他們得到最好的東西。”從每一個零部件做起， 從每一個環節做起。一個企業這樣做了，企業是有生命力的；一個國家這樣做了，國家的經濟實力能不強大嗎！

      關于日本產品質量管理，可以從以下三個層次入手加以分析。

      其一，建立健全嚴格的質量規范體系。從國民經濟的全局出發，考慮企業產品質量問題，法律先行防范于未然，這是日本產品質量發生了質的變化的根本原因。日本系統的質量法規建設最早是從５０年代后半期開始的。政府為推動全面質量管理，１９５７年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產業合理化運動”，其中將產品質量提升到與產業結構調整并重的高度，提出奉行貿易立國的日本，與貿易振興政策同等重要的，是拓寬企業的新視野，實行積極的合理化政策。他們認為，要增強國際競爭力，必須使國內企業提高生產率，因此，生產技術的進步、設備的現代化、科學的經營管理等企業內部合理化的問題，成為當時日本政府著手解決的重大課題之一。

      在日本，有所謂“三Ｓ政策”一說，是指日本政府在機械制造業實行的標準化、專一化、單一化政策，目的就在于創造一種大規模專業化合作的生產體制，提高社會生產能力，特別是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日本產品的競爭力之一源于其產品的高質量，出色的產品質量來源于出色的生產管理。日本的零部件缺陷管理創造了舉世公認的業績。消滅次品，消滅缺陷成為日本產業界各個工序、環節的共同目標。美國的集成電路缺陷率約為１％，而日本卻為１‰，這個巨大差距就是美國在日美半導體之戰中敗北的原因。日本的企業管理是從小入手的，其質量管理政策細致而易于掌握，企業的質量條例更是使每個人、每個環節都易于操作，易于檢驗。

     日本的產業政策是一套完整的體系，從制定到落實，到檢查，到處罰，一環扣一環，最終保證了落實。以貿易立國的日本靠的就是國際市場，如果一個企業的產品質量上不去，就會危及整個國家的利益。而一個企業若存在質量問題，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各種政策優惠，在國內也根本無法立足，這些都迫使企業提高產品質量。

      其二，完善扶持政策，標本兼治抓監管。日本的產業結構中，對產品質量影響很大的是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日本政府為使中小企業質量上臺階，保證大企業最終組裝生產線上的每一個零配件的優質率，對中小企業的經濟發展提供資金助成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專門有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金融政策和組織化政策，以解決中小企業資金難等各種問題。如專門為中小企業金融而設立政府金融機關就有：保證小、零、細企業融資難的“國民金融公庫”（１９４９年）；為其長期資金融資的“中小企業金融公庫”（１９５３年）；完善中小企業信用的信用 保證制度，為其提供從民間金融機構借入債務提供保證的“信用保證協會法”（１９５３年）等。此后，還有不斷加以完善而出臺的許多具體的政策規定等。另外，還從勞動力、技術情報、原材料幾個方面對中小企業進行扶持，協調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關系。

     但中小企業要得到政府各方面資助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依法照章行事，絕不允許投機取巧，絕不允許違法亂紀。政府一方面政策縝密而具體，用資金、稅收政策等經濟杠桿對其產品質量加以強力規范，從資金信貸等各個方面進行宏觀控制；另一方面，法度甚嚴，若有違反，定罰它傾家蕩產，真正做到獎優罰劣，以警效尤，以維護產品質量法規的權威性。可以說，這樣的一個質量扶持和質量監管體系，治標與治本相結合，有力規范了企業的產品質量意識。

     其三，企業與民眾在遵章守法意識上的自覺。質量是企業的生命，質量也是一個民族的生命。世界上在研究日本何以成為世界經濟舞臺上“黑馬”的時候，除了國家嚴厲的法律法規制約，除了通商產業省產業政策的約束，我們尋根究源，發現還有一點更為至關重要，這就是企業、民眾對法律法規的嚴格遵守的自覺態度。

     我們可以從日本民族的特性上來解釋這種對權威的尊崇心態。日本歷史上是一個組織嚴密的等級社會，有著極為強烈的民族意識。明治維新前夕，強烈要求開國振興民族的佐久間象山曾大聲疾呼：“彼人也，我亦人也，悉有彼之所行，于我則不可行之理”。日本人總是把“我們”和“他們”即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的界限劃分的清清楚楚。在這種“民族利益至上”的意識支配下，他們把上至天皇下到自己的企業管事的意見，都看作是集體的決議，一經命令立即執行。因而，在此講到產品質量問題時，他們也會上升到民族存亡的高度來認識。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既然政府有法制法規，又豈有不照辦之理！

     有一次，一位日本專家在北京某大學的講臺上介紹日本產業政策，有學生插問：“要是有人不遵守 怎么辦？”這在中國為最自然不過的事情，卻讓日本專家怔住了。他急忙問“還有人不執行嗎？為什么？”這里反映出來的就是中日兩國民眾在對待法律法規認知程度上的差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見了紅燈繞著走”，作為經驗也好，對策也罷，曾經是一些國人靈活對付國家政策的絕招。以這種民眾心理為依據，就不難理解中國質量法規何其多，而收效又何其微的緣由了。

     我們的企業家若不能把質量抓上去，如何使一個企業在競爭中取勝，我們的國家若不能人人敬業，民族又將何以自立呢！想起當年的全民熱議，即從重返“關貿總協定”，到關貿總協定改為“世界貿易組織”，很長一個時間內，上至國務院總理、部長局長，下至黎民百姓，工廠里，出租汽車內，大家都把極大的熱情關注在入世對民族工業的沖擊上，集中而熱烈地探討著利弊得失層面的問題。然而，入世四年了，我國當前的外貿形勢在大量順差的一片大好之下，掩蓋著的矛盾卻日益顯現。其中，低價格折射出來的產品質量問題，大大折抵了本應取得的巨額收益。

      所以，提升產品質量已經成為我國當前一個急需解決的大問題，而且系統治理又為重中之重。對此，我們以為，僅僅停留在某種空泛的熱情上，對于提高民族競爭力于事無補。日本是在１９５５年加入世貿的前身一一關貿總協定的，他們當時并沒有多少舉國上下的全民大討論，倒是強烈的敬業精神和遵守規章制度的自覺，為日本產品創下了“物美價廉”的世界聲譽，實現了戰后經濟振興，完成了與國際經濟的接軌。愛國不是講道理，不是喊口號，而是踏踏實實的工作，做好本職工作就是愛國，日本企業的敬業精神最為舉世公認，而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加以借鑒的。

（作者：高淑娟 張秀敏）